今年6月起，安徽執法單位跨省抓捕超過 50 名耽美小說作者，因為他們在台灣網站海棠文學城發表描寫男性情愛作品。

具體罪名是涉嫌製作、傳播淫穢物品牟利，當中有人被判刑 5 年。據稱有被抓者四處籌款支付罰款及爭取輕判。

事件曝光後，大眾的關注點在於地方政府執法是否「遠洋捕撈」，即以跨省抓捕方式以收取罰金或凍結資產來填補自身財政缺口。除此之外，判刑標準亦遭到質疑。

幾乎與此同時，另一注冊地為北京的網絡小說平台晉江文學城被浙江消費者權益組織約談，同樣惹來爭議。

—— BBC 中文 2024年12月26日《網文作家遭集體抓捕的幾大爭議焦點：定罪依據、高額罰款以及跨省執法》

事件發酵數月，至 2025 年四月，繼廢文網發佈公告“出於對現實環境的多重考量，我們決定停止社交平臺的運營，並從 4 月 23 號（也是今年的世界讀書日）開始暫時關閉網站，恢復日期未定。”後，布袋戲同人論壇三十六雨也傳出關站消息。

我本身對這類平臺沒有接觸過，只是聽見一系列的消息後突然感受到一種被刪去歷史的痛苦，還有對創作自由逐漸收緊的焦慮。這種痛苦，不只是平台消失、文字被刪，更像是一段記憶、一種聲音、一種文化脈絡正在被連根拔起。原本屬於個體與群體的創作與表達，變成了可以被隨意切斷的權利。今天的手段不再是像文革時的街頭批鬥與公然抄家，但那種無形的精神壓迫感 —— 來自審查、來自自我審查、來自對說錯話會有後果的恐懼，卻如同陰影籠罩。人們開始在發言前反覆斟酌，在創作前三思，甚至選擇沉默。那種壓抑的氣氛，不是外顯的暴力，但卻如空氣般無所不在。當平台一夕之間關閉，數以萬計的文字與心血無聲蒸發，人們開始懷疑，是否一切創作最終都會被消失？這種對未來的焦慮和無力感，是比具體封鎖更為可怕的東西。

與文革相比，真正讓人恐懼的，並不在於手段上的復刻，而在於那種對思想的擠壓、對異質聲音的排斥、以及對創作自由的系統性收緊。那是一種更隱晦、更潛移默化的壓制，讓你開始懷疑自己是否有權利說出心中的話，是否還能留下屬於自己的痕跡。

冤。

假設不是站在現在人的位置去喊“我們冤”，而是拉到歷史的大尺度下去看“冤”這個概念的分量；高崗、饒漱石、田家英，他們的“冤”，是權力鬥爭中的犧牲，是在政治邏輯下被刻意構陷、鬥倒、抹除的命運結局，身敗名裂、自殺、或在極度精神壓力中被迫走向死亡。而對黨內公認的“硬骨頭”彭德懷，卻因為一封針對大躍進政策的萬言書而被打為右傾機會主義者。他所承受的“冤”，不只是失勢或降職那麼簡單，而是被徹底邊緣化、監控、羞辱，晚年孤獨病逝，死後多年才被平反。他的冤屈，不只是對個人意見的打壓，更是整個體制對誠實與忠誠的雙重否定。這種冤，不是“看錯了人”，而是“制度拒絕聽真話”的殘酷證明。到了劉少奇、林彪，更是從黨內核心直接被打入反革命的深淵，這不是單純的誤解或誤判，而是一整個國家機器動員起來，對“敵人”身份的定性、對“內部”的清洗與清算，是歷史的車輪碾壓過個體命運的極致範例。

與之相比，今天網路平台上的作者與讀者所遭遇的打壓，乍看之下更像是小打小鬧。刪文、封號、關站，或者整個創作空間突然消失，看起來不致命、不流血，也不涉及真正的生死榮辱。沒有公審、沒有貼大字報，甚至連“定性”都隱約得不清不楚。但這就不“冤”嗎？問題在於，我們怎麼定義冤？冤不冤，有時候不是絕對衡量的痛苦程度，而是與一個人內心所認定的“世界”崩塌有關。對那些創作多年、累積無數作品與共鳴的作者來說，平台消失的那一刻，也許就等同於 TA 們存在的根基被剷除。那不僅是心血的蒸發，更是話語權的喪失、自我表達空間的掐斷。那一刻，也許並沒有死刑判決，但卻是精神意義上的末日。

我們活在語言的裂縫裡，那些句子被斷章取義、被審查遮蔽、被機器吞噬的瞬間，彷彿就像一整段生活被按下刪除鍵。不是因為它不重要，而是因為它說了不該說的、想了不該想的、留下了不該留下的痕跡。“TA 們的世界”被毀滅的時刻，是每一個被關掉的論壇、每一篇被移除的文章、每一位沉默的創作者，這不只是數據遺失，而是精神疆域的縮減，是世界的一角塌了。這樣的塌陷不驟然，而是慢慢地、像溫水煮青蛙，從“這不能說”到“那也別說了吧”，從“只是技術性維護”到“永久關站”。人們不再問“為什麼不能說”，而是開始自問“說了又有什麼用”。可是，一旦我們內化了審查、主動剪裁自己的思想，那不只是外部的壓制，那是滲透進血液的馴化。

歷史從來不是只有大人物才能喊冤，那些無聲的失語者、邊緣的創作者、默默消失的用戶，也一樣在書寫他們版本的被壓抑史。歷史不是一把公平的尺，但情感與創傷卻是如此真實無比。

寫到這裏，有人可能會說有什麼好矯情的？也對，我有時看見一些博客擱那寫表忠文，乞求逃過被汙染阻斷的現況。心裏就蹦出來一句話“被整了就整了唄，冤能冤得過劉還是林，偉大同志親密戰友說整不也整了。”

喊冤從來都不是為了翻案。喊，是為了讓歷史不只屬於勝利者與書寫者，還屬於那些在腳注裡、在網站備份裡、在被刪的句子裡活過的人。我們都知道這套邏輯是怎樣運轉的，只是不想再把自己投進去喊“冤”了，因爲我們知道喊沒用。歷史早就告訴我們，“被整”這是常態，不是例外。有時候即便知道喊冤也改變不了什麼，但喊出來也是一種在場，是讓別人知道我們知道這是怎麼回事。

不喊，像我上面说的，“偉大同志親密戰友說整不也整了，就這樣吧”；
喊了，也許不會改變現實，但可能會留下痕跡，不讓歷史又一次像沒發生過一樣過去。

你把你這一輩子寫下來。動筆寫啊，哪怕你把人都罵了一溜夠，沒關係的。你只要把你經歷的事情寫下來多好呀。

真相，留下你，你所能看到的真相，這比什麼都重要。如果生活在這個時代裡的人，人人都寫自己的歷史，攢出來的就是立體的歷史，後人看到的就是一個真實的歷史。

—— 李南央口述《我有這樣一個母親》片段，她的父親是毛澤東祕書李銳。

我們寫，不是因為相信還能改變什麼，而是因為不寫，就什麼都不剩了。哪怕是註腳，也比空白強；哪怕是碎片，也比遺忘堅固。這些字句像是在廢墟上刻字，風一吹也許會沒了，但萬一它留下了呢？萬一未來某天有人撿起這片碎瓦，發現上面還殘留著我們的聲音？我們寫，為了在無能為力裡還能選擇在場；我們喊，不是為了被聽見，而是為了證明我們沒有裝作沒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