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幾十年，中國的治理邏輯以自上而下爲主；中央確立戰略，省市層層分解，縣城成爲政策落實的末梢。高速的經濟增長與城市化，造就了大都市的繁榮，卻也加劇了縣域的邊緣化。

縣城在國家機器中承擔着沉重的任務：招商引資、土地出讓、基礎設施建設、社會穩定。但隨着經濟增速放緩和資源向大城市集中，縣域困境逐漸暴露；財政緊張、產業空心化、青年人口外流。對許多生活在小城的人來說，未來愈加模糊。

在這樣的背景下，小城社會的心態發生了微妙變化。人們缺乏實質性的參與感，於是把注意力轉向更宏大的國家與世界敘事。TA 們通過短視頻、微信群、屋外閒談來“介入”國際局勢與國家大事。現實中缺乏掌控感的 TA 們，在想象的舞臺上獲得了情緒的出口。於是，“小城政治”逐漸分化爲兩條軌跡，一條是由縣委縣政府主導的制度性權力運作，另一條是由社會情緒與民間議論推動的喧囂式政治氛圍。

最顯眼的那些“喧囂者”們，往往信息有限，卻有極強的表達慾望。短視頻裏的三兩句話，就能在任何地方張口就來變成擲地有聲的結論。“美國危在旦夕！”“歐洲也快完蛋了！”這些話語不在於真僞，而在於激情。這種狀態讓人聯想到清末的義和團。當年的義和團以“刀槍不入”的幻覺抵禦焦慮，而今天的喧囂者則依賴碎片化視頻與群體合唱來獲得力量感。兩者共同之處 TA 們都是通過幻覺和喧囂來安頓自己的不安，借宏大敘事來轉移現實困境。

喧囂的危險在於它不僅製造噪音，更形成了一種機制性排斥理性；群體更重視情緒共振而非事實邏輯。任何試圖冷靜分析的人，都可能迅速被貼上“叛逆”或“不合群”的標籤。微信群、街頭與飯桌、短視頻評論區的即時反饋，讓反駁聲音很快遭到嘲諷和邊緣化。長期如此，理性者不得不自我審查，選擇沉默。而附和主流情緒的行爲反而獲得心理滿足。在合唱的浪潮中，不同的聲音逐漸消失，真正的理性和獨立思考被迫邊緣化。

在喧囂者之外，還有龐大的“騎牆者”們。TA 們既不盲目跟隨，也不敢公開質疑。他們可能心裏存疑，但嘴上保持模糊，時不時點頭附和，避免顯得突兀。在中國的熟人社會里，這是一種很典型的生存策略；鋒芒畢露很容易被孤立；而完全沉默又顯得冷漠。所以，騎牆成爲最安全的選擇，能在喧囂與理性之間徘徊，模糊、搖擺，卻也因此缺乏推動社會清醒的力量。表面看似中立，但那種模糊實際上放大了喧囂的聲勢，TA 們是沉默的多數，卻因迴避而讓激情的合唱成爲主流。

最後剩下一小撮沉默的清醒者，TA 們往往掌握更多真實的信息，能夠洞察縣城的財政困境、產業衰退與人口流失。知道短視頻裏的斷言漏洞百出，也明白激情無法改變現實。然而，在一個無法回頭的畸形社會中；理性的聲音會被迅速淹沒，甚至遭遇人身攻擊。巨物擠壓下的公共討論空間，真話既難傳播，也難產生影響。當認知缺乏表達與實現的渠道，孤獨感便撲面裹身，而在熟人社會裡，孤立是沉重的代價。

獨立思考在小城裡幾乎成了一種奢侈品。它需要獲取多元信息的能力，以及對抗群體壓力，還要承擔被邊緣化的風險。在一個熱衷合唱的環境中，獨立思考往往意味着失去朋友與群體支持。

這三者之間的張力，折射出中國縣域社會的深層困境；人們的失落感不再侷限於情緒或心理層面，而深刻滲透到社會結構與權力運作當中，互聯網話語的爭奪讓情緒與信息不斷極化，個人在全球化的輿論中感到微不足道。對權力和制度的疑慮讓人們既害怕直接反抗，也對監督和表達心存戒備。地方情感與共同體的成長在對“他者”的對抗中所掩蓋，人與人之間的信任與合作被削弱，這種對抗不僅針對國家權力，也延伸到人民與人民之間，形成了一種焦慮、仇視與疏離交織複雜的社會心理生態。

在這樣的現實中，騎牆者選擇模糊和搖擺以自保，他們既不挑戰權力，也不干預話語競爭，卻讓喧囂更響亮。沉默的清醒者則理解權力運作和社會邏輯，但缺乏表達渠道和支持，理性被邊緣化。他們既感到孤獨，也承受着對現實和社會心理複雜性的清醒認知。最後，我將喧囂者們與文革中的紅衛兵比較，發現 TA 們確實有很大的不同，甚至顯得更爲可憐；可憐在 TA 們既沒有思想的厚度，也沒有權力的支撐。既不是真正的群衆運動，也不是獨立的理性力量。聲音很大，但結局是被忽視的。兩者比對之下，文革中的紅衛兵至少還有一度“主角感”，哪怕最終成爲歷史的犧牲品。而喧囂者們，甚至連被歷史看見的資格都沒有。TA 們只是困在縣城裡的普通人，用激情去掩蓋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