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二五即將結束，距離 SARS-CoV-2 疫情已經整整過去了六年。六年足以讓一代人完成學業、進入社會，也足以讓許多記憶自然褪色。時間在日曆上向前翻頁，並不必然意味着現實結構的變化。對許多底層群體而言，生活的座標並沒有發生實質性移動；賬單仍在，工作不穩，機會依然有限，討論某些問題時的猶豫和自我修正，也愈發熟練。

歷史在宏大的敘事中被標記爲“已經過去”，可對個人而言，它並未完成一次真正的結算。沒有公開的解釋，沒有明確的責任，也沒有一個被允許反覆確認的共同記憶。於是只能被動地進入下一段生活。人們學會了不再追問“發生過什麼”，而是更關心“還能不能繼續過下去”。在這樣的語境中，記憶不是被刪除的，它只是被放置在一個不再方便取用的位置。

二〇二五年初的 DeepSeek 一炮而紅，被部分輿論視爲中美科技競爭中的“突圍者”。它被賦予了許多象徵意義；效率、成本優勢、本土創新、技術自主。人們期待它不僅是工具的升級，也能成爲話語空間的延伸。

可是當它在面對歷史與現實問題時頻繁給出 “你好，這個問題我暫時無法回答，讓我們換個話題再聊聊吧。” 的迴應，這種期待迅速冷卻。問題並不在於模型是否聰明，也並非單純的技術缺陷，而更像一種條件反射式的自我保護。系統並不需要理解歷史，它只需要識別風險。每一次沉默，都是一次應激反應：不是不知道答案，而是答案本身被定義爲不可輸出的內容。

這種機制並不新鮮，內容平臺、搜索引擎、推薦算法早已熟悉這一邏輯。不同的是，當這種條件反射被植入“看似中立”的人工智能系統時，人類很快就會學會相同的姿態。技術並未打開新的表達空間，反而以更高效率明確了哪些問題不值得繼續追問。而人的這種自我約束不是因爲恐懼而是因爲經驗，知道在哪裡停下往往比知道真相更有用。

二〇二五年底，被反覆解讀的《芳華》再次流行並非因爲影片本身發生了變化，而是觀看它的人變了。影片中劉峰這一角色，一個近乎教科書式的好人，在今天被重新看見。他出身底層，品行端正，習慣性付出，卻在關鍵時刻被集體拋棄，被文工團排斥、被送往戰爭前線、因傷致殘、復員後繼續遭受冷落與欺凌。他的一生幾乎完美呈現了道德上的正確，但不能兌換現實中的回報。

這種付出無回報的命運，在當下 Z 世代的處境中找到了精準的投射。努力讀書、遵守規則、承擔責任，卻發現上升通道正在收縮，個人命運更多受制於出身、結構與運氣。劉峰不再只是一個年代人物，而成爲一種被反覆識別的社會位置。在這一輪解讀中，一些主播採用了明確的馬列主義階級分析框架，將影片中的個人悲劇重新置入階級結構之中。正是這種分析方式，與三千萬級別的觀看和共情疊加在一起，構成了系統感知中的“異常信號”。問題並不在於觀點是否正確，而在於一種被官方長期保留、卻很少被允許真正啓用的話語，突然被大規模、熟練地使用了。

相關的解讀視頻在總觀看量突破 3700 萬次後被下架，沒有任何解釋。這些視頻並未提供新的史料，也未作出激進的判斷，它們只是反覆凝視一部舊電影，反覆強調其中的情緒、青春與失落。

沒有爭論，沒有公告，只有一種熟悉的中斷，它们的消失显得格外安静。

二〇二五年的年輕人，比馮小剛更懂《芳華》，因爲他們懂劉峰，更懂何小萍。那些被反复延期的问题，正在同时到期；你如何在肯定火焰的同時否定火種？如何在承認革命正當性的同時，否認“造反有理”的政治邏輯？於是，當新一代底層青年面對貧富懸殊、階層固化等現實困境時，他們在既有合法話語體系中，能夠調用的反抗語言反而極其有限。在民主、自由、法治被長期污名化的語境下，那套本應被歷史封存的極左話語，反而成爲唯一仍具正統性的批判工具。

當今中國出現了兩種同樣自稱爲 “左” 的力量，卻指向截然相反的方向。這是一種極爲特殊的思想景觀。

一端是體制內的“左”；強調秩序、權威與集中力量辦大事。他們所理解的“左”，意味着更強的國家控制力，而這種控制力恰恰保障了既有利益結構的穩定。另一端則是民間的“左”；主要由被邊緣化的群體構成，失意的工人、被困在底層的年輕人、在高強度勞動中看不到未來的知識勞動者。他們訴諸的是平均主義、造反敘事與對既有秩序的否定。

民間左翼正在借用體制內左翼所供奉的象徵資源，來反過來質疑體制本身。而統治結構則陷入一個難以破解的困局，即否定這種話語，等於否定自身合法性，迴應其訴求，又意味着對改革開放路線與既得利益結構的根本衝擊。兩種“左”，與一個無法鬆動的死結，兩者之間形成了一種危險的重疊。

而正是因爲這個死結無法被正面鬆動，它才沒有立即演變爲清晰的政治對抗。結構性的矛盾，並不總是以結構性的方式爆發。更多時候，它會被拆解、稀釋，退回到更低風險、更日常的形態之中。對許多人而言，真正清晰的並不是“該站在哪一邊”，而是“哪些表達方式仍然安全”。當制度層面的語言彼此對沖、彼此封鎖，當任何直接指認都迅速觸及邊界，情緒便只能尋找替代性的出口。因此，宏大的對抗被摺疊進文化消費之中。電影、音樂、舊故事承擔了本不屬於它們的重量。它們不需要給出答案，只需提供一個可以暫時安放情緒的容器。對《芳華》的反覆解讀，正是在這一層面上發生的 —— 不是爲了還原歷史，而是爲了確認一種感受；原來並非只有我一個人，走到了這裡……

對電影《芳華》相關的解讀視頻被下架同時，另一場看似更“學術”、卻同樣熱鬧的圍繞《紅樓夢》的“悼明”說，再次被推上前臺後，也悄然降溫。短視頻平臺上，歷史類博主以通俗而情緒飽滿的方式，重新激活了索隱派的敘事傳統。林黛玉被解讀爲崇禎皇帝的象徵，賈寶玉被視爲傳國玉璽的隱喻，《紅樓夢》整體被理解爲一部包裹在兒女情長之下的“反清復明”文本。這些觀點並不新鮮，它們在清末、民國乃至二十世紀的紅學史中都曾反覆出現，只是從未真正成爲主流解釋。

不同的是，這一次它們並非在學術期刊中被討論，而是以短視頻、情緒化講述的方式，被快速消費、快速轉發。相關內容很快被平臺下架，但“《紅樓夢》究竟在寫什麼”的疑問，卻並未隨之消散。相反，它以更碎片、更私密的方式，在評論區、私聊和再創作中繼續流動。索隱派的流行，從來不只是文本解讀的問題。它更像一種默認前提：作者無法公開說真話，因此真話只能被藏在細節裡。當一個社會長期缺乏正常表達的空間，人們便會逐漸不再相信字面意義，而是堅信“真正重要的東西，一定寫在不能明說的地方”。

表達的邊界被反覆確認之後，人們逐漸學會了一種更安全的姿態『裝睡』。裝睡並不意味著無知，而是一種對風險的熟練判斷。知道哪些問題不必再問，哪些答案不必再聽，本身就成了一種生活技巧。

在這種狀態下，人們對現實的理解並未消失，只是換了一條更迂迴的路徑。當下的議題難以被直接討論，視線便自然地轉向歷史文本，向那些早已完成敘事封存的故事索取答案。從《芳華》到《紅樓夢》，它們被反覆調用，並不是因為它們最為準確，而是因為它們足夠龐大和曖昧，也足夠安全。它們允許人們在不觸及現實具體問題的前提下，完成一次情緒投射與立場確認。

在這樣的閱讀與消費中，口號本身的指向逐漸變得模糊。歷史被重新拆解、重組，化為可被引用、可被轉述的象徵資源。重要的已不再是它們究竟指向哪一個具體對象，而是它們共同承載的那份想像一個不公得以被命名、犧牲得以被理解、秩序終將被重建的世界！

舊故事與新故事像新年貼在牆上的春聯，舊紙風化殘破，樣子還在，新紙牢牢地覆蓋上去，任憑低溫和大風也能呆在牆上直到來年。

但牆下的人，卻未必記得上一張春聯寫過什麼。

歷史常常如此，不是被抹去，而是被覆蓋；上一層文字仍在，只是陽光照不到，風聲傳不來。我們以為自己在讀新的句子，實則是在覆寫舊的篇章。一代人用新的故事講述希望，下一代則用同樣的語氣訴說失望。故事改頭換面，人性卻很難改變。

人們不斷往上貼新的符號、新的口號、新的理想，期望能驅邪避凶、祈福納祥。可舊紙上的斑駁痕跡從未真正脫落，曾經也有人像我們般熱忱，也曾寫下相似的願望。只是歲月的霜雪來了，大風把熱鬧吹得寂靜，留下的只是殘破與沉默。

於是，故事不斷循環，仿佛歷史的回聲在人心裡盤旋。人性中對秩序的渴求、對混亂的恐懼、對救贖的期待，都隱藏在一張張春聯的紅色紙頁裡。我們以為自己在書寫新的篇章，然而當時間又走到一個轉角，回頭看，那些舊紙從未真正消失，它們只是悄悄在底層發黃。每一次覆蓋，都像是在向自己保證：今年會不一樣。但若靜下心來凝視，會發現新舊皆在，歷史與現實重疊，人性與社會交織。而我們，永遠站在那面牆前，把自己的希望，貼在上一代希望的碎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