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领立法院七年后,台湾青年的时代考题

七年前,曾在街头与彼此擦肩的三位青年:魏扬、陈廷豪与黄捷,都各自交了一份给「理想」的答案卷。

#太阳花学运 · #时代力量

2021-03-18

源文出自 何欣洁 之笔,整理排版后留作存档。

「欸靠,你看这个,」在台北古亭的咖啡厅,32岁的魏扬身穿「绿色公民行动联盟」的黑T,反手将手机递过来,不爽地叨念着:「国民党到底在干嘛?费鸿泰是怎样啊?为什么又要提到我?又要提到我妈?莫名其妙欸。这样我可能要先回去写声明了,不好意思啊,没办法跟你聊更久。」

手机屏幕上,斗大标题写着「藻礁公投前向政府提3要求 蓝委点名魏扬:杨翠儿子勿再当民进党侧翼、打手」,国民党团总召费鸿泰点名他,要求「促转会主委杨翠的儿子要做人民的环团」,不要做民进党侧翼、打手,不断抹黑珍爱藻礁团体、国民党,「人民都看在眼里」。

「如果批评拥核是抹黑,我是『抹黑』国民党没错啦,我哪有抹黑珍爱藻礁团体?我明明不是(藻礁)最前线的,硬要把我挑出来打,什么意思?」走出咖啡厅,人还走在马路上,魏扬已经忍不住隔空开干国民党,一小时后,他的声明稿出炉,除了痛批国民党扭曲事实,还不忘要人写对他的名字,「我的名字是魏『扬』,要骂人之前也请把人家的名字写对,好吗?」

魏扬之所以总是被「挑出来打」,源于七年前那场被称为「太阳花学运」的事件。2014年3月18日,为了反对马政府与中共签订〈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简称服贸),青年学生先占领了立法院、再占领行政院,一度引爆流血冲突,为期23天。魏扬是占领行政院的麦克风手之一,也是台湾知名文学家杨逵的曾外孙,尽管知名度不如林飞帆、陈为廷等学运明星,但也备受瞩目。母亲杨翠出任促转会主委之后,母子二人更成为蓝营支持者的眼中钉。

七年过去,世界翻了新局,有些人被困在法庭中难以脱身,有些人往前走去,却一路走得深刻艰辛。远在三百公里之外,南台湾的艳阳下,黄捷聊起当年的学运,觉得已经仿佛隔世,尤其是经历年初的罢免风暴之后,她更常有种不真实感,「我时常在想,这三年到底是怎么了,好像做一场很长的梦,一直觉得很不现实,有种跟我想像中差很多的感觉。」

1993 年出生的黄捷,今年 28 岁,是完全没有经历过戒严时期、自出生后便在解严气氛中成长的世代。根据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的所做的「台湾民众台湾人/中国认同趋势分布」调查,自黄捷出生的前一年、1992 年开始,民众自认「我是台湾人」的认同度持续上升,从该年的 17.6%,提升至 2019 年的 67%。

与台湾认同一起升高的,还有年轻世代参与社会运动、关怀环境议题的热情。2011 年 3 月 11 日,日本的东日本大地震引发福岛核灾,当时黄捷才 18 岁,在高雄女中就读高三。她回忆,自己看到喜爱的、邻近的日本竟然发生这么骇人的灾害,心中非常震撼。在这之后,许多媒体开始讨论核能的问题,黄捷开始大量关注相关新闻,也查阅能源政策数据。

「我高中生活本来很封闭,不怎么看新闻,也不太思考这些能源的危机,直到福岛核灾开始注意到能源议题,这是我第一个这么深刻关注的社会议题。」自此之后,黄捷每一年都会参加反核游行,「可能我本来就有愤青的基因,因为这个事件被触发,在投入的过程也没觉得任何矛盾,反而有种更认识自己的感觉。」

我就一个平民老百姓,到底要怎么选!

311 发生的那一年,适逢黄捷成年,遇上高三升大一的关卡。她先考完大学学测,才发生 311 福岛核灾,影响了她的志愿选择。她最后顺利考上台大公卫系、辅修社会系,毕业后,辗转做过记者、时代力量党团助理。

虽然持续关心社会,但在学运前后,黄捷并非魏扬这种第一线的麦克风手,而是更后勤的角色。直到2018年,前时代力量秘书长陈惠敏问黄捷,愿不愿意代表回到凤山区的老家参选议员?陈惠敏告诉她,时代力量需要有人回乡选举,评估过各地方的基本盘之后,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态,想找一个人投入选区「试试水温」。

黄捷回想,当年收到邀请时,「非常惊讶」,她自认是相当低调的人,跟传统台湾政治人物的形象有不小差距,「我在念书时候,每一天生活超级简单,不太用社群软件,回家就是煮饭、念书、家教,超级简单的一个人,要变成政治人物,这真的是非常难以想像的事。」

从收到邀请到决定,黄捷只有一周的时间考虑。一开始,她连怎么思考这个问题都不知道,「我不熟政治圈,认识政治圈就是从立法委员的言行举止,觉得我就一个平民老百姓,到底要怎么选!」她也征询身边从事政治工作的朋友们,结果一面倒地被劝退,「朋友要我评估,自己拥有的资源有多少?」

一片反对声浪中,只有当时的女友告诉她,「这是妳该做的事。」伴侣的肯定,起了关键的作用。黄捷决定回到故乡凤山,竞选市议员的职位。

黄捷决定参选的那一刻,她当时的同党党员陈廷豪都看在眼里。「我们不是太熟。虽然不太认识,但我觉得她是勇敢的人,毕竟她很晚才宣布参选,然后这几乎是她的第一份工作,」陈廷豪补充,「我当年觉得她是天真,现在觉得,这是勇敢。」

陈廷豪,新竹人,1989年生。就读国北师的期间,因为关心校内学权议题,认识了台大学生会的学生们,又辗转被拉进台湾农村阵线的行动,「当时觉得可以去农村很好哇,农民看到大学生都很开心,跟农民聊天很有趣,而且,农村的东西很好吃。」

在台湾农村运动相对蓬勃发展的数年中,许多大专院校都有如陈廷豪这样的青年。农民运动组织举办了农村访调营队,鼓励一批又一批的学员下乡参访,不但让学生成为农民反征收运动的生力军,也开展台湾的「返农」论述。与其他青年稍有不同的是,陈廷豪开始参与农村运动后,赫然发现自己家乡隔壁就在发生农地征收案:新竹竹北璞玉案。

璞玉案,又称台湾知识经济旗舰园区,可说是新竹科学园区发展动力外溢的产物。台湾新竹科学园区传奇始于1970年代,以加州硅谷为范本,吸引海外留学的电子业人才返台,孕育出联电、台积电等世界知名的半导体公司。但与此同时,新竹也是北台湾知名的肥沃良田,电子业占地广阔、大量用水,与水稻农地之间处于紧张关系。发生在陈廷豪家隔壁的竹北璞玉案,便是这种紧张关系的产物。

「知道这个案子的时候,感觉很震撼,」陈廷豪回忆,自己从小是功课优良的好学生,大人总是教他只要乖乖听话、长大找个好工作,人生就会一帆风顺「结果自己隔壁就在发生迫迁案,竟然什么都不知道,就好像很不了解自己的家乡,心里感觉很奇怪,想要了解更多、知道更多,不想要什么都不知道的感觉。」

在三一八学运爆发的前几年,陈廷豪跟随自己心中「想要多了解家乡」的冲动,声援过一个又一个的社会议题,「那几年的社会气氛很特别,大埔、王家、洪仲丘、华光、华隆...我再讲下去都讲不完了,」陈廷豪回忆,当年的社会有种躁动不安的氛围,关心社运的年轻人不算多数,但却活力旺盛,有个小圈圈正在隐然成形,每一个议题都会重复看到差不多的面孔、彼此也会互相声援。

「在这个过程中,我找到了很多跟我理念相近的朋友,确实是很好玩,用今天流行的话说,就是找到了一个自己的同温层吧?」陈廷豪说,「好像是一个很大型的社会练习。练习说,当你关怀这个社会的时候,你可以怎么做、你可以找谁帮忙。」

回想起这段堪称「三一八前传」的日子,魏扬也有类似的感受。「我知道在我进大学之前还有乐生、反高学费,我自己从大学2008年的野草莓开始,一路国光石化、大埔、王家、华隆,这些对不公不义的关注,结合一种本土关怀,可以感觉,好像我们处在一个很特殊的时代。」

回顾他们口中这特殊的时代,确实,每一个议题都是台湾数十年来体制压力引爆的结果。大埔事件是新竹科学园区的扩张,正如前述;国光石化是第八座轻油裂解厂的简称,是台湾数十年来以蕞尔小岛之姿发展「石化王国」的结果;士林王家都市更新案,隐藏着台北都市计划长久以来的沈疴;洪仲丘案,是「反攻大陆」使命下长期恶质军队文化的产物,但到了这一年,当这些解严后出生的青年上大学,亲眼看见这些光景时,已经不想再忍受了。

这些社会议题,才是我的DNA。

「当年谈的本土关怀,跟今天谈的亡国感差很多。这不代表想要统一,我们还是想要独立,但就是不会常常考虑中国如何如何,只希望台湾是一个更好的台湾。」魏扬回忆,对于「中国因素」(指中国如何通过政商关系渗透台湾)的讨论,是2012年反媒体垄断运动才开始。

此前,这些多元纷杂的社会议题,除了「不愿与中国统一」的情绪之外,还有更多与中国无关的本土左翼关怀,「在我的理解里,反服贸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反中运动,是一群有左翼关怀的年轻人,累积了很多社会议题的经验,一起去对当时的政商体制提出质疑与反对的运动。」

魏扬与陈廷豪都是反服贸发起团体「黑色岛国青年阵线」的成员。比起魏扬旗帜鲜明、严肃而带点学术色彩的左翼关怀,陈廷豪参与运动风格,正如他说的「农村东西很好吃」一样,往往带有更多幽默与偶然的色彩。譬如他回忆,自己之所以会开始参与反服贸运动,其实也是因为被食物所诱惑。

「有一天林飞帆打给我,问我要不要出来青岛东麦当劳(立法院附近)吃宵夜?我想说吃宵夜,好啊!」待陈廷豪到了现场,发现当时几个活跃于社运场合的老师蔡培慧、周馥仪也在,「他们告诉我,欸马政府要搞服贸,我们很担心,要不要一起来搞?我听完他们大概讲完,就说喔好啊,来搞。」

陈廷豪的反应,其来有自。他回忆当年的氛围下,关心社会议题的青年们,已经对马政府累积相当多的不信任,「每件事情都在得罪大家,大家并不信任他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好。」

但对马政府来说,这样的指责,或许并不令人服气。当年抗争正炽时,一名马政府的高端官员,曾私下抱怨,这些「社会重大建设」,例如国光石化、大埔案,有些也是民进党政府任内延续甚至拍板的。当时,国民党政府内部认为,这些抗争声音「今是而昨非」,就只是针对国民党政府造反,不然为何「当时不吵、现在才吵」?

在时间静止的前提下,官员这样的指责,或许是对的。但他忽略了一点:社会上源源不绝的抗争青年,在当年「政策拍板」时,都还是小孩子,过去未曾来得及参与的决策,他们要以新时代的价值来否决。

「可能有些人真的是看颜色说话,绿执政他就闭嘴、蓝执政他才会出来抗议,或者有些人是反过来,但我跟很多伙伴都不是,」魏扬说,「这些社会议题,才是我的DNA。」

或许,以魏扬的家庭背景而言,要让国民党的支持者相信他是真诚关心社会议题、而非只是「逢蓝必反」,是困难了一点。但若是由黄捷来说这句话,说服力可能会高一些。

在三一八学运爆发当时,黄捷完全不在陈廷豪所说的「社运同温层」之内,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但三一八学运就爆发在台大公卫学院门口,她没有理由缺席,「那时候立法院突然大家集结,我们是非常有感的」,对于黄捷与她的同学来说,抗争,并不是社运团体的专利,更与国民两党无关,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舒适的位置,来实践心中的理想。

「(学运持续的期间)大家也都蛮焦虑的,就会怕这个士气和群众的愤怒就在一天天消磨后就结束,会觉得努力就付诸流水。因为大家的意志力都有限,这么长时间都在街头上,我还记得有几天是拿纸箱睡在地上。」

当年,如黄捷这样,不在议场镁光灯照耀下,却默默睡在立法院前好几天的学生,无非是希望这些付出,可以「保护立法院(占领)的成果」,让更多人可以听到运动的心声。

「说到底可能还是会觉得自己懦弱吧,不像他们更勇敢一点,虽然对于大众来说,一直站在街头上已经很勇敢了,但还是有一群人更冲锋陷阵。」

然而,这种前线冲锋与后勤之间「和勇不分」的默契,在学运爆发的第五天,遇到了一个真实的考验:占领行政院。

3月23日凌晨,学生号召占领行政院。魏扬担任第一批指挥,陈廷豪则在门口呼吁群众进去占领。许多原先占领立法院的干部,如陈为廷、林飞帆等人并没有现身,作为一个外围声援群众的黄捷,也没有响应友人的动员前去行政院,而是选择留在原地。

回忆当年,黄捷坦言自己非常犹豫,直觉告诉她,冲进行政院与立法院不太一样,「当时有风声说要冲行政院,然后就有朋友问我说要不要去,其实现场就会很多人会犹豫,毕竟这是更直接对于国家的挑战,当时社会已经有蛮大的反弹(针对学运)声浪,很多人都非常纠结。」

黄捷的直觉,确实更接近一般社会大众的感受。3月18日学运占领立法院,虽然也引起「破坏、暴力」的骂名,但事件终究是因为立法院审议服贸协议而起,占领立法院,可说是师出有名;那么占领行政院,又所为何来?抗争上升到瘫痪国家行政机关,是正确的手段吗?总体说来,占领行政院的行动,比占领立法院更难获得大众的理解与支持。

在黄捷仍在犹豫的过程中,她的朋友们已经冲进了行政院,而她最终仍选择留在立法院。「说到底可能还是会觉得自己懦弱吧,不像他们更勇敢一点,虽然对于大众来说,一直站在街头上已经很勇敢了,但还是有一群人更冲锋陷阵。」

但对于魏扬这种深度参与者来说,在占领行政院前夕,已经没有选择「要不要去」的权利,只有「去哪里」的问题。魏扬回忆,占领行政院前夕,许多人都抱着「必须带领运动突破僵局」的决心,毕竟当时占领立法院的局势,相当程度是既有政治势力折冲妥协之下形成的危险平衡,而到了运动第五天,显然已经摇摇欲坠。

「当时大家都知道,是马英九跟王金平在斗,然后王金平故意不动用警察权,大家才占得下来,」虽说有政治大气候如此,但魏扬并不会全将占领立法院的成果归因于马王政争,「那也是大家在里面第一波守下来了、然后外面静坐的人到了好几千人,一起保护里面的成果,才创造出这个奇特的政治空间。如果里面只有20人,王金平也不会去做这件事,一定也还是要把学生清走。」

3月23日前夕,这由两大龙头政争所创造出的奇特空间,气数将尽,魏扬回忆,「可以说是3月18日的胜利有点虚胖,3月23日的冲突,只是戳破了这个问题。」

同样身为第一批冲进去的学生,陈廷豪也同意运动需要一个新突破口,但他的占领行政院故事,可与魏扬大不相同。

三一八学运爆发前一个月,陈廷豪的父亲过世,身为长子,按礼俗,他必须每七天就回新竹老家一次,做满七七四十九天的仪式,整个学运期间,他一直在灵堂与议场之间来回徘徊。也导致他在占领立法院的日子里,老是处于一种悲伤与昂扬交错、关键时刻总是介于「在与不在之间」的状态。但却又同时在「占领立法院」与「占领行政院」两案中,同列被告,在学运青年中,可说十分罕见。

「18号刚冲进去的时候,我觉得气氛还很棒,大家都很团结、士气高昂,可以一起做一点事情的感觉。」19号,陈廷豪返回新竹祭父,再回到台北时,发现议场中的空气已经变了颜色,「大家都分开了,每个人都在跟每个人吵架、每个人都在跟我抱怨对方如何如何,你很清楚感觉到,运动已经停滞了,应该要再前进。」

混乱之中,其中一群学生决定,要扩大战线,占领行政院。这个决定,最终结束于24日凌晨,警察强力驱离,现场群众溅血。

魏扬回想当晚,自己虽然没有参与决策,但到了现场,发现群众来得比想像中更多,而部分发起干部竟选择暂离现场,导致群龙无首,魏扬便拿起麦克风,指挥群众手勾手坐下。陈廷豪也在现场,他一直守在门口,但脑中一片空白,当天晚上的多数时候,他已经「想不起来自己在干嘛了。」

「现在想起来,当然常常想这样做到底对不对?但当时我们实在太缺乏经验,只能用那种一两百人场子的经验来想,阿就手勾手、阿就坐下来,但当现场已经有数千人的时候,怎么办?该怎么样可以更有对抗性,但又不会让群众受太大伤害?」魏扬回忆,「但最终还是想说,我觉得自己应该是没有做错什么。在当时,我尽力做了能做的事情。」

「我觉得这场官司把他留在了那一年的时空里。不管他怎样努力往前走、参加全新的团体、耕耘新的议题,只要法院的通知一来,他又会马上被拉回行政院的那一天、那一个晚上。」

在法庭上,魏扬陈述,当时行政院现场群众是自发到场,「因为政权的不正当作为,愤而起身表达意见...事发时民众质疑政府施政能力、治理正当性,但没有其他方法可以阻挡服贸,才和平静坐包围行政院,是出于正当理由对抗出问题的政府。」魏扬并举香港反修例运动为例,向法官表示,「只有暴政、没有暴徒」,他不同意当年的占领行政院行为属于犯罪。

尽管在庭上总是理性而有条不紊地论述,甚至企图拉出「反抗暴政」的新高度,但对于心思细腻的魏扬而言,反复地出庭申辩并不好受。魏扬女友吕伊庭观察,「我觉得这场官司把他留在了那一年的时空里。不管他怎样努力往前走、参加全新的团体、耕耘新的议题,只要法院的通知一来,他又会马上被拉回行政院的那一天、那一个晚上。」

吕伊庭说,每次出庭前一周,魏扬就会开始进入忧郁状态,整个人坐在电脑前面发呆,想写出一些文章来回应当前的情绪,却未必可以如愿,「从我陪伴他到现在,真正写出文章的,也只有一次。其他时候,他就是会一直在纠结、低潮的情绪里。」

这个事件,还意外创造了另一次历史:台湾法院首度开始讨论,人民的「抵抗权」是否存在。二审法院原本认定,魏扬、陈廷豪等七人成立「煽惑他人犯罪」之罪,但上诉到最高法院后,法官提出,人民行使「抵抗权」或「公民不服从」时,得阻却违法或减免刑责,因此撤销原判决,发回高院更审。

虽然这个相对基进的判决令人惊艳,但这也就意味着,他们长达七年的开庭之路,还没有走到尽头。「我自我认定为,好像也是在从事司改运动的一员了。这样想,就会觉得自己还有点意义。即使,这个运动是如此地漫漫长路。」在最高法院的判决公布后,陈廷豪在脸书上这样写道。

此后,时间仍以两种不同的版本向前流逝:一边是大时代的风浪,一边是小人物的晴雨。撤出立法院之后,魏扬不改其志,想要继续做基层组织工作,「运动之后多出了很多能量,如何接住?分裂出很多团体。我自己想延续黑岛青原来的路线,谈经贸协定、自经区,虽然台湾是一个小岛,一定需要国际贸易,但需要一个对贸易比较公平的论述。」

但首先被运动能量大规模块织起来的,是柯文哲的支持者。2014年底的地方选举,柯文哲挟着学运后的余威,主打白色政治、素人参政,成功击败连胜文,选上台北市长。

隔年,马英九悉心安排了马习会,现场双方不露国旗、国号、国徽,互称先生。对国民党人来讲,是「九二共识」的最高峰,也是两岸对峙七十年来的重要里程碑。

然而,这场迟来的和解,终究无法再拉近两岸之间渐行渐远的民心。马英九政府在台湾的支持率跌至谷底,甚至连带让国民党失去年轻人的信任。一众青年在三一八学运中,以明确的行动拒绝国民党以「九二共识」出发的暧昧,不愿再循过往的两岸框架与中共进行谈判,他们要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离开立法院后,许多人因此投身在2016年的选举中。

「那时候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希望本土政党要过半,把国民党拉下来。而且是总统、国会都要过半,」陈廷豪的想法,是当时许多学运青年的愿望。毕竟,以当年而言,台湾虽已经有过政党轮替、选出民进党籍的总统,但因为国民党地方实力依旧坚强,因此从未有过「国民党不是立法院多数党」的情形。

魏扬愿意替时代力量的候选人邱显智辅选,也相当程度认同时代力量的进步性格,但却对党的中心思想抱持怀疑态度,「时代力量从岛国前进(另一学运后组成的民间团体)时代开始,就一直谈公投,但公投要投什么,不能是空的吧?」没有选择社民党的原因,是「虽然一开始看到很高兴,觉得台湾要有欧洲社会民主党了吗?很有一个想像。但看到范云跟蔡英文做便当,我心想,搞什么?」

陈廷豪选择投身时代力量,同样也是认为台湾应该有第二个本土政党,但他之所以没有选择社民党的原因,却与魏扬相反。他不满意的反而是社民党「不愿意跟民进党协调选区」,他认为,这样会给国民党渔翁得利的机会。

这两种想法,堪称经典。当时,在不少青年之间,热烈地讨论「若以拉下国民党为目标,在达成目标之前,新兴的第二个本土政党是否该跟民进党合作?如果合作,是否会减损该党的主体性?如果不合作,会不会拱手把席次送给国民党?」每一个有志于参与政治的青年,都会在这道关键问题中,做出自己的判断与抉择

2016年选举结果出炉,民进党首次达成总统、国会过半,新政府高举进步价值,并网罗了不少活跃于学运现场的学者专家入阁,满朝一片崭新气象。

魏扬却感觉自己累积的压力到了临界点,当时他关心的台中黎明幼儿园运动,也时时处于高压力的抗争状态中。他轻描淡写地说,当年的状态不太对,很想逃离台湾,「觉得已经快要窒息了」,他选择到牛津大学攻读社会学硕士,与林飞帆同一时间在英国留学,两人的状态却天差地远,「飞帆就很积极参加各式各样的活动,常常有吃饭聚会什么的,我可以说一次都没有去这样的聚会,甚至不太想见到台湾人。」

魏扬在英国重新调整人生脚步时,在台湾内部,民进党很快来到执政中途,高涨的「进步」民气与「觉醒青年」浪潮,开始遇上反扑。2017年,蔡政府执政的第一年,大法官通过同婚释宪案,让社会「反同」声浪同步高升,忌惮之下,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并没有立刻按照释宪结果,快速推动婚姻平权修法,也让同志团体的不满开始累积。与此同时,反同团体则勤奋地推动公投,希望可以将同性婚姻排除在《民法》之外,另立专法。

反同团体的努力,反应在公投结果上。公投结果出炉,反对同婚使用《民法》的票数为694万9697票,同意的则有338万2286票;至于另一个饱受争议的「以核养绿」公投,主张废除《电业法》,结果反核阵营以401万4215票落败,而支持3座核电厂延役以及重启核四厂的选项,获得了589万5560票的支持。

与此同时,高举保守价值的国民党奇兵韩国瑜当选高雄市长,掀起「韩流」旋风。这结果被许多信仰进步价值的人士形容,是保守势力取得胜利的一次大选。陈廷豪因此受到很大的冲击,决定辞去时代力量党部的工作,另觅天地。

「当时在(时代力量党部)做分析舆情的工作,每天都在想说政策怎样啊分析怎样啊,结果公投前夕,你才知道,原来你跟一般人的生活差这么远。」陈廷豪回忆,在公投前一天,他回家投票,妈妈问他,明天公投怎么投?他理所当然地说,就是同意(同婚)啊,妈妈说,奇怪,不对啊,你的票怎么都跟我相反?

「比对了半天,才发现,我妈妈每天都在跟我看不一样的消息,真的都决定要跟我投相反的票。我打开那个被我mute掉很久的亲戚群组,好几百条打开一条一条看...看到最后才发现,原来这个群组不是只有早安、晚安,他们每天都在传这些公投的消息,有些根本都错得离谱,但他们都已经这样做了决定。」

陈廷豪回忆,看完家族群组后,他只有一个想法:「明天完蛋了。」

公投结果出炉,陈廷豪的忧虑成真,学运的一场向阳好梦,至此开始正式遭遇阴影。

但在高雄凤山,黄捷站在自己故乡的土地上,却是喜忧参半:在众人震惊于韩国瑜当选、公投结果不如人意时,她以素人青年之姿,成功地选上了议员,开始摸索过去对抗的「体制」的形状。

「其实很多人参与完运动都往体制内走,不管是当幕僚或是出来选,相信大家都有个想法,就是越靠近体制、越有直接改变的权力,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影响力的话,其实也无力改变。」黄捷如是说,「我知道还是有很多街头运动者会觉得,我们不要变成政府、不要变得跟他们一样的人,但我觉得权力运用者不一定就是这么糟糕啦。如果我们空有理想,不愿意看到现实的处境的话,没办法把社会推向我们理想的国度。」

面对2018年选举结果,陈廷豪也选择了他自己的方式来「看到现实的处境」:接受研究所同学曹雅评的邀请,到马祖工作。他的想法很简单明晰:既然自己对于韩国瑜的崛起、公投的失败如此困惑,那就到自己最不熟悉、最支持国民党也距离中国最近的前线岛屿上,亲眼看看他方别处的人们眼中,那「一般人的生活」究竟是什么?

陈廷豪在当地租屋住下,与前文化局长曹以雄、牛角村长曹尔岚等地方人士创建友谊,也帮着同学曹雅评做地方工作,开车在马祖的山路上来来回回。不到一年时间,即便在一片漆黑、路灯全无的夜晚,他也能熟练地开过马祖曲折狭窄的山路,甚至还加入了地方的羽毛球社团—「在马祖,羽毛球社团的同好,对选举是有影响力的,」娴熟于当地选举的曹尔岚如此分析。

学运后四年,横亘在许多青年心目中的问题,都很相似:当年在议场内外高举的进步价值,是否真能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又或如部分敌视学运者的批评一般,只是一场春天的激情、风靡一时的语言游戏?无论是在自身的生命状态中沈潜、决意到地方蹲点,抑或顺利选上新科议员,许多人都各自在不同的位置上,盼望让答案更接近前者一点,而非向后者偏移。

然而,时光并不待人从容地深耕土地,新的风雨很快就扑面而来。2019年初,习近平发表演说,邀请台湾各界「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让许多人心中的恐惧越来越深,更担心新贵政治人物韩国瑜上任后,挟高得票率去附和习近平的「一国两制方案」。对于多数民众而言,虽然韩国瑜在地方上得到了高雄市民的选票,但不代表国民党的九二共识在全国选举层次还能得到信任。在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中,国民党支持度几乎降至冰点。

同一年中,香港爆发反修例抗争,港府与北京的强硬态度,也让台湾社会对一国两制越来越疑惧,最终缔造了蔡英文的817万票连任历史纪录。2020年后,中美贸易战节节升高、疫情肆虐全球,而台湾却在贸易战中意外获利、也成功地防止疫情蔓延,原本于全球化时代尾声,已经呈现疲态的岛屿,一度自信高涨。

在台湾社会面对自身的位移、看见香港的动荡时,另一种更让人意想不到的变化正在发生:全球化的余晖逐渐失去光彩,新冷战的号角正在响彻全球。

于2019年接受端传媒专访时,林飞帆精准地说出了他的观察:「我印象很深刻,过去几年我们在台湾谈『中国因素』时,拜访美国国会一些众议员,获得的反应跟回响都不是那么清晰,他们可能会认为,这是台湾要面对的事情。」

林飞帆说,但到了2019年,「大家有一个更清楚的共识:这(中国因素)是全球都在面对的问题。我们在台湾谈中国威权扩张这件事,也有更多国际案例能相互呼应...你可以开始找到在区域里面有很多国家,遭遇中国用类似的方式渗透或干预,我觉得这是(跟2014年)蛮大的差别。」

但在2021年,随着疫苗上市、拜登政府言行回到「常规」,新冷战的波涛稍微平稳一些,台湾内部的矛盾,开始清晰浮现。年初,黄捷面临了人生第一次、也是台湾第一次的「正面对决罢免意见的罢免选战」,意图罢免她的团体,除了批评她「支持莱猪」、也反对她「支持同志婚姻、支持香港」的政治表态,俨然是一场2018年公投的延长赛,而黄捷最后在民进党大力支持下,有惊无险地保住了席次。

随着黄捷罢免案在南方落幕,魏扬与他的伙伴们,却发现自己卷入了一个新战场:于农历年间开始加温的藻礁公投,再一次真实考验他口中「左与独」之间的可能与不可能。于藻礁的战场上,许多关心议题的行动者,面对一个真实而明晰的考验:「亡国感」或许能团结台湾民众一致反中,但这巨大的「救亡图存」压力,是否会挤压到台湾公民社会生长的空间?

很明显地,2018年台湾社会的「公投创伤」,在今日的藻礁公投议题中,仍在隐隐作痛。许多支持台湾独立的群众,怒指藻礁公投已经遭到国民党与核四议题绑架,如果支持藻礁,就是「帮到国民党」,甚至是间接协助「中国并吞台湾」。

回顾当年,魏扬大方承认,自己也曾支持以公投来展现「直接民权」,但等到身在其中,才逐渐发现,「公投就是很尴尬,把一个复杂的事情变成yes or no,但没办法把事情好好讲清楚。但我也不会说去反对公投,只能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更多复杂的事情可以被谈清楚吧?」

从英国回来后,魏扬先加入台湾老牌的反核团体绿色公民行动联盟(简称绿盟),同样参与了2018年的「以核养绿」公投战,而后转往另一个资深合作购买运动团体「主妇联盟」任职了一段时间,最近又重新回到绿盟怀抱,负责研究艰深的能源转型与气候变迁议题,在基层NGO里持续摸索前进。

面对国民党对他的人身攻击,魏扬斗志高昂;但想到许多昔日同志批评他「帮到国民党」,他仍难掩落寞,「我想问问,那台湾还需要我们(公民团体)吗?我有一点鸟尽弓藏的感觉。明明当年大家都是支持这些进步价值的,不是吗?现在我们好像觉得自己不被需要了。」

在岛屿的另一端,走过罢免风暴的黄捷,于地方选区中,不太受藻礁风暴影响,反而稳健地往连任之路前进。她说,自己对政治有了深刻的体悟。

「这两年,我对『新政治』一直都有新的体认。应该说,没有所谓的『新政治』吧。比如说一开始我会觉得议员干嘛整天跑红白帖(注:每逢婚丧喜庆,候选人本人或助理会到场祝贺或哀悼,俗称「跑红白帖」),这很旧政治耶,但我自己下来当议员之后,就知道在人情社会中,红白帖扮演的意义在哪。就是一种人与人的交互,然后创建情感的方式。」

黄捷说,议员实际的工作,跟自己当初想像的很不一样,「以前只是觉得,议员就是在议会质询,写政策提案,帮忙民众处理案子,也可能因为时代力量的政策,希望创建一种专业政治的氛围,所以希望大家应该回归到议会工作为主。」

没想到,在黄捷今日的办公室里,一楼的墙面便贴着一个大大的区块,上头是民众每一天陈情案件,「情感创建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对于政治的理解都太高空了,政治其实是一个很直接的东西,是你如何让一个社区,因为你而产生改变。」黄捷说。

政治理想可以高空远瞩,但政治生活必须直接扎实。在这次的「反罢免」战役中,黄捷也接收了来自民进党「老将」们的组织实力奥援,也让外界不断猜测,她是否会在下次选举中加入民进党?

对此,黄捷直言「经过这次(罢免)事件之后,我跟民进党未来势必会走得更近。过去我跟他们在议题上的立场本来就比较接近,只是未来就是会变成互相合作的角色。至于下一次选举,我还是以无党籍身份,因为要挂民进党籍的话,必须入党两年,那我不符合,反正时间来不及了。」

言下之意,是确实与民进党商讨过相关事宜?「对。」或者可说下届选举她会以无党籍参选,但下下届就不一定了?「可以这么说。」

远在外海的陈廷豪,同样不太因这场震动中央政府的藻礁公投改变心情,「(藻礁)就是政府没有好好沟通,这没办法回避的。」在2020年的选举过后,陈廷豪多了一份新工作:在新设立的民进党连江县(马祖)党部里工作。在青年主委李问创设党部的过程中,陈廷豪在地方的协助奔走,功不可没,也让马祖打破长期以来只有国民党「一党独大」的局面,进入「两党竞争」时期。

「虽然我有时候也会想,当年支持运动的人,现在都到哪里去了?现在还支持我们吗?有种奇怪的感觉。但我现在回头看,我会说算是『自我感觉很良好』,不是因为我做得多好,而是因为看到我曾选择努力的议题,现在都能在政治上有一些成果。同时,也有不少年轻政治人物,是参与过这个运动的,我们有共同相信的价值,我觉得,这样就好了。」在马祖租屋处断断续续的电话信号中,陈廷豪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