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生子女的赡养重担

所有问题会在父母生病后,以数倍的形式放大,化为沉重的负担压在肩上。

#养老

2021-04-30

源文出自 祁十一 之笔,整理排版后留作存档。

Katherine每天都在凌晨三点醒来,就像形成了一种特殊生物钟。

那是四年前母亲重病的日子,36岁的她带着母亲在广州、香港看病。作为独生女,没有人能够分担,「压力非常大,因为做决定的只有我,一定要负责任。」她说,「说到底,其实是父母养老问题产生的压力,独生女的身份加重了这一压力。」

每到母亲做CT查病情的前夜,她都整夜整夜睡不着觉——你不知道结果会怎样,病情恶化还是好转,未知是最可怕的。就像她同时在进行的销售工作,你也不知道一个deal(交易)成不成。她还有七岁的女儿需要照顾,虽有丈夫分担,但身为母亲,她不可能完全放下心来。三重压力,让她在那一年里严重失眠。凌晨三点的广州夜景,她看过无数次。

做决定时的孤独无助,是许多独生子女在面临父母重病时承受的最大压力。「你没法判断这个决定是对还是错,没有人跟你商量,什么都是你网上查到的信息。跟父母沟通,他们会说你看着办吧。那时真的希望我不是独生子女。」27岁的沈雨辰说,三个月来,她独自带着母亲在江苏老家和上海检查治疗,做完了肺结节手术。这段经历带给她的最大影响,就是以后想生两个孩子。

从1982年将计划生育政策定为国策,到2010年,中国独生子女人数达到1.45亿(中国社科院人口学家王广州测算)。这一庞大人群也充满了风险和脆弱,北京大学人口学者穆光宗曾说,独生子女家庭属于高风险家庭,风险就在于其唯一性,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便是养老风险,祖孙三代「421」的家庭结构,将使少年时饱尝宠爱的独生子女们,在中年之后背负巨大的养老压力。

如今,中国的80后、90初独生子女已步入成年时期,开始面临父母老去后的赡养问题,压力重重的局面已然明显。豆瓣网上,6万多人聚集在「独生子女父母养老交流组织」小组里,分担交流自己面临的困境。那些贴子囊括了独生子女可能遭遇的种种难题:独生女远嫁他乡,和父母距离太远怎么办?独生女,准备出国读博,专业比较容易留在国外,作为女性也想留在对职业女性比较宽容的地方,但父母的养老该怎么解决呢?独生子,家里四个老人三个癌症,精神和精力压力大到曾撑不下去……网络上,人们用一句话总结了独生子女的困境:不敢穷,不敢病,不敢远嫁,因为爸妈只有我。

而所有问题会在父母生病、重疾之后,以数倍的形式放大,化为沉重的负担压在独生子女肩上。分身乏术,无人商量和分担,职业发展、自己的家庭生活受到影响,并不得不做出牺牲——这几乎发生在每一个遭此困境的子女身上。

董文30岁那年,父亲确诊了肺癌晚期。起初她不敢告诉父亲真相,直到有一天病历无意间掉落,被父亲看到,一切才瞒不住了。

她看着父亲在一夜之间苍老,白头发出来了,「整个人一下垮掉,被病魔打垮了」。曾经在社会上混得风生水起、意气风发的父亲开始自闭,不愿出门,拒绝社交,就连关系很好的亲妹妹家也不去了。既不愿意别人知道自己得病,也不想把得病的晦气带给别人。

那之后是漫长的化疗阶段。每隔28天,父亲就要住院一周。这期间,父亲还曾因过度锻炼导致气胸,在医院住了两个月,插气管放气。

董文是独生女,没有人能帮上忙,包括母亲,当了一辈子家庭主妇,此刻她只会问董文:你爸咋办?找医院,与医生交流病情,带父亲做各种检查,住院、打针、做手术、陪夜、照顾日常生活起居……一切都是董文做主和经手。

那段时间,她时不时要在医院通宵陪床,第二天一早等妈妈过来换班,自己回去睡会儿,但往往到家没一会儿便接到妈妈电话,让她过去和医生交流病情,她又赶紧起床往医院跑。父亲吃不惯外面的饭,她便在家里做好,坐地铁40分钟送过去,时常在地铁上困得睡过去。

面对如此繁琐复杂、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精力的事务,她只能辞掉工作,全职照顾父亲。「当时没有其他心思,也顾不得了,全身心都在我爸这个病上。」她说,经济上也会有压力,「你不知道后面要花多少钱」,但支撑一两年问题不是很大,实在不行就卖房子,只要还能治。

但对于大部分独生子女来说,辞职照顾重病父母都是艰难的事。经济压力、上有老下有小的现实场景、自己对职业的追求,都让人无法轻言放弃。

Katherine在母亲重病后,幸好还有父亲能帮把手,她才不必辞职照顾母亲,但她却感受到了严重的精力不济和家庭工作难两全。

母亲在医院躺了半年。手术很大,预后情况也不好,半年里Katherine天天跑医院,和父亲换班照顾母亲。有段时间全家都撑不住了,便请了亲戚从老家过来帮忙。那也是Katherine最羡慕有兄弟姐妹的时刻:请来帮忙的,都是母亲的兄弟姐妹。

而Katherine为此受到的较大影响便是职业后退。那正是她职业的上升期,但她却无法投入全部时间和精力,业绩受到了严重影响。痛定思痛后,她和同事做了部分业务交接,主动选择从职场后退一步,以拥有更多时间照顾母亲。

「重疾之下,你需要劳心劳力地思考、照顾,精神压力非常大。去哪里看病,找哪个医生,手术做不做,预后做不做,化疗做多少,都得你来做决定。」她说,「你会感到严重体力不支,没有办法两边跑。」

她也曾无数次在分身乏术的疲惫时刻、在失眠焦虑的夜里怨天尤人,发出天问:为什么会轮到我?为什么正准备在公司大展鸿图时,却必须要抽身?

后来她时常在豆瓣「独生子女养老互助组织」小组里刷别人的动态,才慢慢释然了。原来,她不是一个人,重疾这样的事情,几乎每一个家庭都会遇到——只要家里有老人,只要老人活得足够长。「每个重疾家庭都不容易」。

深夜痛哭、长夜难眠,几乎在所有面对父母重疾的独生子女身上都发生过。Katherine有过,董文深夜独自在被窝里捂着被子哭过,沈雨辰也是。

第一次带着父母从江苏小县城去上海的时候,沈雨辰就感受过那种悲哀无助。医院里,永远都是熙熙攘攘、摩肩接踵的人群,挂号、检查都要排很长的队,再加上对母亲病情的担忧,一切简直让人崩溃。那时她就绷不住,跑到洗手间去哭过,还不能让妈妈看出来,妈妈已经在担心自己是癌症了,精神低沉,作为女儿的她成了全家的主心骨,得坚强。

可她也只是一个27岁、大学毕业没几年、还没结婚的女孩子,总有情绪崩溃的时刻。晚上回到旅馆,父母一间,她一间,她便独自坐在马桶上哭。母亲肺上的结节已经长得比较大了,1.3厘米,按照上海医院的标准,超过8毫米的结节就需要考虑动手术。如果结节还有恶性病变的可能,就必须得做手术拿掉。

那之后,为了确定母亲的结节情况,她学会了上贴吧、找黄牛打听医院和医生的消息、花高价挂号、给医生红包。她吃过亏,花800块挂的一位名师的直播问诊号,却被名师以一句「你的片子不清楚」就打发了;也欣喜过,给医生的几千块红包终究发挥了作用,妈妈得以尽快手术。在中国医疗资源紧张、僧多粥少的局面下,你甚至难以评判「红包」到底是医德的缺失,还是以另一种方式补偿超负荷运转的医生。

这一切,都是曾经不谙世事的她在短短三个月里迅速学会的社会技能。她惶恐过,「我爸说他也不懂,全程都是我自己做决定,真的很无助。」她说,那时真的希望能有一个姐妹可以商量,而不是独自扛下这一切。

对很多独生子女来说,面对父母养老和个人生活的两难,有时看似可以用钱解决,有时却是钱也解决不了的难题。

请保姆、护工,是许多年轻一代在考虑父母养老、生病时的选项,但这也意味着不菲的开销。在中国一线城市,照顾老人的全职保姆、护工月工资在5000元到上万,这甚至超过了许多白领的收入。医院里按天算的护工,价格也多在200元到300元一天,一个月花费在6000到9000元。这样的花费,对于大部分中国普通家庭来说,并不能长期承担。

而在养老服务产业尚未发达起来的中国,还存在钱也无法解决的困境。家在浙江的墨心在目睹了奶奶和外婆的境况后,便对未来父母养老的前景感到忧心。

2019年,墨心的奶奶和外婆相继中风,后来一个失智、一个失能。失能的奶奶在康复医院住了三个月,硬件条件不错,但奶奶却告诉她实际情况不甚理想。「医院的护理员们素质低下,行为暴力,当着家属和背着家属就是两幅面孔。」墨心说。

有一天,她去看奶奶,看见两个护工阿姨在门口吵架,凶得快要打起来了。奶奶告诉她,这些阿姨在她们负责的病人家属来的时候都是和颜悦色的,但家属不在,病人根本叫不动她们。而家属带去的食物水果,很多也都被她们占去了。

而在外婆那边,失智的外婆拒绝请阿姨或护工,照顾的任务落在了儿女身上。她有三个女儿两个儿子,基本都是女儿们在服侍。但女儿也都各有家庭,难以周全。外婆病情好转后,基本都是由同样高龄的外公挣扎着护理,几个月下来他瘦了十几斤。

目睹这一切后,墨心对自己和丈夫未来赡养父母的前景不乐观。「外婆和奶奶都有多个子女,尚且照顾不过来,我们两个独生子女供养四个老人更是无法想像。」她说。

即便是现在,父母尚年轻,墨心就已经感受到了压力。有一次,母亲半夜三点钟把她拍醒,说喉咙肿了,要墨心马上带她去市中心的大医院看。墨心劝了很久,母亲才勉强同意天亮之后去。第二天去了医院后,医生说就是普通咽炎。「可能在老人家眼里,子女就应该立刻响应自己的需求,否则就是白眼狼。」墨心说,「但实际上现在年轻人过得也很辛苦,有沉重的工作和育儿压力。」

墨心所言,正是当下大部分年轻人的现状。为此,他们在选择工作和婚育时,会想方设法做出平衡。

小梦的父亲几年前因病去世了,如今她和妈妈一起住。为了能照顾到妈妈,她会在面试工作时就跟公司说好,不接受长期外地驻场。与此同时,单身的她在考虑交男友时,首先想到的便是「对方能不能照顾到我和我的家人」。「现在家里一切都是我独自承担,对结婚没啥助力,但也没有太多可能牵扯精力后腿的。实在没有符合要求的,我大概率选择单身。」小梦说。

吴言则在公司将要搬迁时,决定离职。36岁的吴言有个两岁的孩子,父母帮她带了两年,她才得以兼顾工作和家庭,在公司做到中层。但今年初父亲突发脑梗,让她第一次觉得自己是个大人了:既要承担父母的事情,还要顾到自己的孩子。

尽管后来一切万幸,父亲的病没有很严重,不久就出院回家,但吴言开始更多地承担起带孩子的责任。每天5点钟一下班,她第一个冲出办公室,骑车10分钟回家,把孩子从父母手上接管过来,以不让他们太累。

即便如此,微妙的平衡也被公司搬迁的消息打破。搬迁后,她上下班来回得3个小时后,随即第一反应便是离职。「如果爸妈身体很好,还能帮我带孩子,我也不会走上离职这条路。」她说,「而且爸爸生病,但凡再有什么情况,我需要第一时间冲到他身边。我小时候他们没有让我担忧,现在我也不想让他们担忧。」

亲情,爱,责任,义务,种种因素牵绊着独生子女们为父母养老操碎了心,但他们也看到了「独生子女」这个身份所带来的爱与红利。

尽管怨天尤人过,也为父母做出了牺牲,Katherine却没有后悔。「作为独生女,在给母亲治病时,没有兄弟姐妹的意见相左,不用为分歧而争论。过程很辛苦,但治病的结果还是好的。」她说,「虽然我牺牲了部分工作和收入,但从小受到父母恩惠,现在就是反哺回去。」

她坦言自己享受到了独生子女红利。从小是家庭的索取者,父母把所有爱和支持都给到了她,大学一毕业家里就帮她在广州买房,结婚生小孩后父母来了广州照顾、帮忙带小孩,人生的每一步都得到了父母无私的支持。「等到他们老了、生病了,跟医生讲话都讲不清楚,一切就该我来了。」她说,「独生子女成长的转折点就在父母老去的那一刻。」

董文全职照顾了父亲两年。每天起床,父亲就和她聊自己的病,今天哪里不舒服,又有点咳血,头有点疼,骨头疼,这个药怎么样……母亲觉得烦,便常常往外跑,学葫芦丝、练瑜伽,不愿在家呆。

有时董文心里也烦躁,就好像「生活把你困住了,你想冲出去,但又不行」,因为还要照顾父亲。「现在回想起来也觉得有点可怕,但当时就觉得我爸有病,得治病。他这么爱我,我也爱他。」她说,身为独生女,她从小得到了父亲全部的爱和支持。父亲生病后,她唯一想的便是如何给他治病。

但父亲最终在确诊肺癌两年后走了,直到三四年后,她还会时不时地自责:「他走得那么早,还是我做得不够好,不然怎么会这么快就复发了?还是我不够重视。」她欣慰自己在父亲去世前两个月结了婚,却遗憾两年后孩子才出生,没能让父亲看到外孙。但经人提醒,她才意识到:如果当时有了小孩,自己也就没法全身心照顾父亲了。

困境有时也会逼迫着人们努力寻找办法,闯出一条新路来。

吴言在决定离职的前后,经历了一段很痛苦的时光。公司搬迁的消息出来后,10多位同事都提出了离职。20多岁的年轻人很潇洒,说走就走,要么回老家,要么换工作,但吴言却经历了一番思考和挣扎。「为什么对别人来说那么轻易的事,到我这儿就那么难?」她说,「我已经36岁了,为什么还不能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这让我特别崩溃和痛苦。」

直到沉下心来想「到底该怎么办」,和伙伴们商量想要一起做的事,她才最终决定离职创业、开一所培训学校。那是既让她觉得有意义,又能保证时间相对自由、可以兼顾到接送孩子上学放学、让父母解放出来的事情。这个走向未知的选择,也让她感到了久违的充实和快乐。

沈雨辰在母亲的肺结节手术之后,除了想生两个孩子以外,最大的触动便是要好好挣钱。尽管母亲有医保,报销了三分之一的手术费用,自己花了近3万块,尚在他们的承受范围内,但中国医疗资源的紧张、消费水平的节节升高,让她深刻意识到多花钱才能更快更好地解决问题。「有钱的话,找黄牛挂号不心疼,给红包不心疼,请护工也不心疼。」她说,吃住行也可以更好,让父母和自己少受罪。

而对1.5亿人到中年的独生子女来说,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经济和精神压力不可小觑。中国尚不完善和发达的养老保障体系,让养老责任仍然主要由子女承担,而独生子女则需要独自抗起重担,那里既有爱与责任,也有难言之隐、力不从心和放弃牺牲。

前景不容乐观,答案也仍然模糊不显。

应受访者要求,沈雨辰、墨心、小梦、吴言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