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人黄妍告诉你香港九零后青年的乖与不乖

天多黑,都要与你通宵风里兜转⋯⋯

#九零后 · #香港独立音乐

2021-03-06

源文出自 黄润宇 之笔,整理排版后留作存档。

生于1990年代的香港青年,在缓慢颓荡营造出的安逸假象中成长,常被前几代人冠以「自私短视」、「沟通不良」的标签;这与站在谎言时代开端,抱取着罗永生所言「致命的认真」的香港「八十后」截然不同。然而经历过2019年的风云与残酷,很多人对香港「九零后」乃至「零零后」开始改观:被小清新和文青腔包围的他们,其实正在努力找出破口,尽管外面正值风起云涌的末日景象。

近年香港乐坛,九零后创作歌手先后冒起——不论是《幻爱》主题曲演出者小尘埃,还是刚刚成立个人音乐厂牌的李拾壹,都迅速进入大众视野——两年前正式出道的黄妍亦在其中。2020年中至今,尽管疫情严峻、市道不济,黄妍还是踩着不紧不慢的步调陆续推出新作:去年八月推出的〈迟起的鸟儿有虫吃〉搭档编曲李一丁、作词人王乐仪(两位也是同年代的创作人),文案色调清新,曲风明朗轻快,但听了又觉另有玄机;十一月发布〈我心中尚未崩坏的部分〉,势要成为「行出废墟的女孩」;至今年三月新作〈天光前〉面市,温软盈动的声线唱着黑夜里「留给你飞船」,大时代当前,流溢出一道小反叛的光束。

小者无用,轻者无效?黄妍在歌里唱道:「今天开始我不再上班/喧哗的街要赤足去行」,这种以小博大,在轻逸中打破重压,也正是这一代创作者的尝试。

小清新撬开乖乖牌

黄妍是香港九零后青年里典型的乖乖牌,成长于平民家庭:在狭小的公屋长大,父母管教严格,大学读相对传统的新闻传理系,毕业后找到一份安稳工作,跟足要求,从不逾矩。访问当日天气极热,她仍然穿著白蓝相间的长袖定妆服,戴严密口罩,还揹着体积不小的吉他。终于从外面的火炉逃入室内冷气中,她尚不敢自如就坐,彬彬有礼询问纸巾在哪,坐在哪张椅子比较方便。出道两年的她,已经很懂忖度记者需求,却仍有种手足无措的稚气。

「我是个循规蹈矩到太离谱的人。」黄妍带点害羞地自嘲道,「王乐仪每次见到我,都说好想『带坏』我。」

的确,香港新一代词人代表、也是九零后的王乐仪提起黄妍时,总是强调:「你觉不觉得她乖到太不真实?」譬如黄妍人生迄今没有冲过一次马路(尽管歌里唱着踩出马路);譬如每天都写日记,若忘记写会在补写时注明「补写」二字;譬如已经独居,没有父母胁迫,还是坚持做完家居清洁才肯开始工作⋯⋯这种遵守秩序和教导,也显现在她早期音乐作品〈音乐大童〉里:「提提我哪个恶毒或善良/不可输了我的修养」。配之声线轻柔温润,仿佛要找出她的任何失控痕迹也未免对她太过苛刻。

「他们总跟我说:『其实你不用这么乖的!』」眼前黄妍笑容害羞。然而一路以来,她的好友和创作伙伴没有被她的「乖」吓怕,筹划新专辑的过程中,他们一直合力试图「撬开」黄妍,看看她的愤怒、热爱、焦虑到底藏在哪里。「你猜她说什么?」王乐仪鬼马笑着:「有一次黄妍看完医生,事后没有遵从医旨,偷偷吃了冷饮,她觉得这已经是很反叛的事情了。」

因声线细柔清澈、歌词也多为日常呢喃,黄妍曾被歌迷称为「香港陈绮贞」,属小清新音乐风格。近年小清新多受指摘,因已逐渐「成为一种众所皆知的『文青符号』」(艺评人沈柏逸语),回避严肃问题而呈现个人主义。然而在被挪用为消费符号以前,面对大世界的小清新真的毫无用处吗?

看看小清新的美学,马上就会明白某些年轻人如何讨厌乌烟瘴气的世界。旁人可以笑他们天真离地,甚至逃避现实,但我觉得是他们的一种表态和周旋,也许得到即使只是暂时的自由与自在。

——周耀辉

乐评人马世芳曾在访问中描述:一次反核游行中,两个二十出头的小清新女生站在宣传车上,用尚未娴熟的吉他技法与稚嫩嗓音弹唱吴志宁的〈全心全意爱你〉。这奇特的张力使他不禁感叹:「哇!时代不一样了,小清新也可以上街,也许这是他们觉得对的气味,亦无不可。」

无论是受时代所驱,还是创作表达本能引发的冲动,摇撼这条稳妥边界后,事情总会有所改变。〈我心中尚未崩坏的部分〉共同填词人周耀辉,近年在大学教歌词写作,贴近青年创作者的他,看到了小清新难得一面:「我从来不会觉得小清新无用,我觉得他们至少比那些志在结婚买楼、得到第一桶金的年轻人可爱。」面对小清新污名化,周耀辉将目光拉远至疲态尽显的主流世界来看:「我觉得小清新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体现了某种向往,看看小清新的美学,马上就会明白某些年轻人如何讨厌乌烟瘴气的世界。旁人可以笑他们天真离地,甚至逃避现实,但我觉得是他们的一种表态和周旋,也许得到即使只是暂时的自由与自在。」

成长脱轨了,或会很自豪

「不要尝试扮演谁,总有一天会穿帮的。」

小清新作为一种方法,让不少困顿在主流价值里的青年,更容易地找到个体的声音、找到晦暗世界的突破口。从黄妍的作品中,也不难看出这一面向。

在朋友们的协力下,黄妍不断尝试解开从前的自我设限,直到上一张专辑《墙身有裂》,才稍稍摊开心扉,乖乖女终于肯直面原生家庭的矛盾;而〈迟起的鸟儿有虫吃〉更是在音乐上做了大胆尝试,与李一丁共同创作不规则的11/8拍与12/8拍切换,加上王乐仪的填词「成长脱轨了 / 或会很自豪」,整体风格跳脱明朗,也触发听者对于新生活形态的想象。

风格上的转变也与黄妍的生活经历相关。其实从放弃高薪厚职、到搬家独居,她早已开始尝试一点点挪宽自己的边界。正式成为歌手前,黄妍曾在一间媒体公司全职工作,薪酬优渥,却也像几乎所有香港打工仔一样,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也许真的是因为我太乖了,到后来,一个人要承担五人份的工作,忙到几乎没有时间做音乐。一次弹吉他时,竟然发现指尖上的茧都不见了,弹的时候手很痛,心里更难受。」

在生计与喜好间挣扎,黄妍拖了好一段时间;而最终决定放弃全职,却是因为一次偶然:「有天下班后,大约已八九点,我与表姐散步到海傍,看见一群人在玩busking。我跟表姐说,真的好久没演出了,好想抢他们的麦克风,表姐鼓励我,于是就真的走上去唱了几句。渐渐地,愈来愈多人围过来看,那一刻我才意识到,自己最想要不就只是这样吗?」一首歌唱罢,积压已久的情绪终于涌出,黄妍匆匆离开人群,「还记得后来,一个人蹲在旁边,哭到抽搐」。

很多香港人都是这样,不敢讲出心底话,只因为害怕出错,或被人看穿自己的一点点愚蠢。这都是很精英主义、很阶级的。

——王乐仪

辞掉工作追求梦想的故事,在这年代比比皆是。在大众媒体的论述中,从朝九晚五的工作转换跑道、写歌或画画,俨然已成一种标杆,引出读者对于创作人更加固化的幻想,却往往忽略了其后衍生的种种问题。

出道的路上黄妍算是幸运儿,很快便与唱片公司签约,但也旋即要面对定位与风格的困忧。如今的唱片公司已不再遵循香港娱乐黄金年代的「造星模式」,独立唱作人、音乐youtuber那么多,要让听众留下印象,个人风格就变得尤其重要。「幸好进来后不久后,监制就警告我:不要尝试扮演谁,总有一天会穿帮的。」黄妍庆幸道。她喜欢写作,在脸书上有固定栏目「文妍文」,公司看到了便鼓励她继续写下去,更建议她为自己的音乐专辑撰写文案。然而面对作品,则要重新审视某一时期的自我,这于她而言并非易事。

构思〈迟起的鸟儿有虫吃〉第一版文案时,黄妍沿用童话笔触,又写绵羊又写小鸟。当她兴奋地将文案交到朋友手上,结果却换来「退稿重写」的答复,原因是「太安全了」。王乐仪也有份参与驳回:「黄妍用童话来包装这首歌,还不太能勇于面对内心——那些无法控制的想法,那些也许正在反叛的自己⋯⋯很多香港人都是这样,不敢讲出心底话,只因为害怕出错,或被人看穿自己的一点点愚蠢。这都是很精英主义、很阶级的。」

重整的过程很痛苦,所幸黄妍还是做到了。与朋友围坐,她抽丝剥茧地数出自己所有反叛经验,再一点点渗入文案中。而最终发布文案的结尾,黄妍竟然还调皮地发出宣言:「听这首歌是有风险的,小心真的会放下工作直接跑去玩!」仿佛真的释放出一点点,深深封锁住的自己。「其实在疫情发生后,生活很多反常的事情都成了常态:在家办公,地域的隔绝⋯⋯所以我开始思考,为何人们要质疑他人的反常呢?也许一个人跳出来,做一些反常的事情,反而能开创新的潮流。」眼前又显现出一个崭新的黄妍。对于这个她而言,接受乃至拥抱反常,既是很突然、又是非常顺理成章的事。

宣传定案与歌词意境暗合,一个有厚度的作品逐渐成型,它会在低迷的世界里搅动起一点波纹吗?同样身为青年创作人,王乐仪也怀着这一份盼望:「这个社会开始避重就轻,但大家表达的欲望还在那里,因此需要更多人来证明,这样的做法是可行的。」

空间缺失是一整代年轻人所面临的困局。这是金钱的问题,在香港的经济结构之下,好像必须要先有一笔钱,才能获得创作的空间。

在自己的房间抵御黑暗
黄妍生性敏感,但或许因「不可输了我的修养」,习惯了将不悦、愤怒与恐惧等等负面情绪收在心里。而当她开始在脸书上撰写专栏「文妍文」,就好像找到一个合身的睡袋,可以将趋近坦然的自己放置其中。「有些网友说看『文妍文』觉得很dark,确实,我将黑暗的部分放在文本里,尽管还是用寓言故事把它们包装了起来。我其实是有很dark那一面的。」写作,使得黄妍在处理个人风格的同时,也渐渐尝试运用不同媒介,将更自己的复杂面展现出来;

从她的文本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小清新的「愁绪」

2020年7月9日:「可当他碰到它的那一刹,它爆裂了,粉碎成几点水滴。小孩子接住水滴,看着曾经的完美世界在阳光底蒸发。」

2020年5月23日:「风筝想顺着风向往高飞,可每当想往上跳跃之际,就被勒紧。幼小的线超越了连系者的角色,无辜地成了角力战的武器。」

近年香港顿入黑暗,疫情后封闭感更重,愁绪开始愈煲愈大,个体困顿长出触须,与集体命运相连:「前段时间我做梦去了台湾,为了逃避十四天的隔离,要搭的士逃跑。但是当我差不多快到目的地时,就醒来了,发现自己还在床上,于是整天都很灰心。」提起这个梦,她总是微笑的脸上终于展露出不同此前的表情。无法逃遁,无处可去,是疫情之中对闭锁的恐惧与无奈;而这种拉扯,对于创造空间日益增长、生活空间却挤迫如前的年轻人而言,其实一直存在。

自小住在逼仄公屋里的黄妍,直到大学毕业后一两年都未拥有独处空间,只好将内心情感愈收愈深,才不容易被周围人察觉。「从小到大都要与父母同住,任何时候房门都不能关上,所有事情在父母的注视之下,无法制定一套自己的生活规矩,这就是典型的港孩生活。」研究文艺青年生活状态的王乐仪,看到不少年轻人都在这种低气压的环境中成长,这也是香港独有的现象。

「搬离老家以前,我还在做全职,常常加班到半夜。老家又住在公屋,因此回到家想弹弹吉他的时候,必须悄悄关上客厅和房门,躲在阳台一角,轻轻力弹,生怕吵到人。」回想起那段偷偷摸摸练琴的时光,黄妍自己都透露出些不可思议的表情。女影香港创办人、青年学者黄钰萤补充道:「一百年前吴尔芙就提出了『自己的房间』,到如今这个问题已不限于女性,空间缺失是一整代年轻人所面临的困局。这是金钱的问题,在香港的经济结构之下,好像必须要先有一笔钱,才能获得创作的空间。」

所幸后来黄妍下了决定,与妹妹搬出来租住,尽管不再担心弹琴吵到父母、邻居,但录音时还是不免会有杂音。「早前妹妹因为工作又搬走了,现在我一个人住,自由得多,也可以工作到更晚。」她笑嘻嘻地说,这份自在却着实来之不易。〈墙身有裂〉中有一句歌词:「亲密是散到命运里不可见的尘」。对黄妍而言,离家才是拾回亲密的开始。「若说改变,〈墙身有裂〉之后,我觉得自己变得有些不同了。〈墙〉创作到宣传的整个过程里,我一直在不断地自我疗愈,从前讨厌父母高压式的管教,以为那是问题症结,后来渐渐发现自己内部的矛盾,也开始慢慢将其理顺了。」

早已习惯了裂缝、封闭深层情绪的九零后,选择在疏离中获取亲密;而面对当下的残酷现实,他们却仍能清新但充满力量的声音回应。

比起七十后、八十后在外部世界的变幻莫测中挣扎,九零后的矛盾更多源于个体,是私密的、无以名状的。「以前我会觉得自己写的都是垃圾」、「我也曾想讨好身边所有人」,这些碎石似的想法,一路都困扰着黄妍。或许因为常年活在「教养」的阴影下,黄妍是个既慢热又紧绷的人,小心翼翼想维持四周的平衡。直到近年,身边多了鼓励,连从前反对从事音乐的父母也传来消息说某首歌不错,她才慢慢开始变得坦然。

修补她充满裂缝的生活的,还有小狗moonmoon。

「通常moonmoon吃得比我还好,菜价上涨我会少吃两条菜,但花钱为牠买食物却不会省钱。」在浪漫成本高昂的今天,不少人都把亲暱关系转向,架构在宠物或虚拟世界中。性格内敛的黄妍,也将小狗视为最适宜的倾诉对象:「有一段时间我心情很差,在家哭的时候,平时喜欢咬人的moonmoon突然变得很乖,不仅让我抱,还走来舔走我的眼泪,那一刻我的心都融化了——这不就是connection吗?」

搭档王乐仪也养猫,两人曾经聊过,如果明天就是世界末日,应该是各自与动物相伴,坐在天台上,安安静静地度过最后一天。早已习惯了裂缝、封闭深层情绪的九零后,选择在疏离中获取亲密;而面对当下的残酷现实,他们却仍能清新但充满力量的声音回应,就如〈天光前〉所唱的那般:「天多黑 / 都要与你通宵风里兜转」,细腻却潇洒。

末日的进程或许早已开始了,在周围挂满不定时炸弹的世界里,小清新何以为继?要如何转换,才能与日渐碎裂的大时代抗衡,或仅仅是在喑哑的黑夜里觅得继续唱出声的位置?为此周耀辉也提出诘问:「乌烟瘴气大概已经不能表达当下的坏……处身的是大时代,音乐也一样,香港年轻人会受触动的音乐,我怀疑很难只谈蓝天白云青草地,只谈小情小爱小确幸了。周围那么差,前途那么暗,可以吗?」

而这个问题也在〈我心中尚未崩坏的部分〉得到了回应:「靠着你优雅的姿态 / 纵使哀痛满街 / 呐喊,就变诗 / 无语,就变歌 / 别怕,是世界丑怪」。那边高墙正在隆起,这里重整衣衫,以优雅的姿态继续细声唱,因相信诗与歌的无用之用,乃是使得「心至少一寸未变坏」。